王缉思:不能因为要搞好中美关系,就牺牲中国核心利益

时间 • 2019-07-31 04:41:57

据澎湃新闻12月8日报道,四月的燕园已是一派春光,未名湖上碧波荡漾,博雅塔下莺飞草长,而王缉思的一生,和这座中国顶尖学府紧密相连。北大附小、附中读书成长,恢复高考后重返北大求学并留校任教,十余年中国社科院任职经历后又回归北大讲坛,年近七旬的王缉思身上有着深深的北大烙印。

王缉思善于从中美双方的角度思考对方有何关切,对不同观点兼容并包;也敢于对原有的认知大胆怀疑,对事实真相孜孜以求。尽管中美之间依然存在较大的战略互疑,但这位熟谙大国博弈之道的北大学者对中美关系的未来仍有信心,他相信只要两国政府理性思考、减少对抗的可能性,倾听并尊重百姓心声,中美能够挺过终将过去的“暴风雨”,继续向前发展。

治学四十载:长路漫漫

澎湃新闻:您是怎样走上美国研究的道路?

王缉思:我进入北大国际政治系前是河南三门峡水电厂的工人,英语初步自学过一些,但是没有去过美国,也没有去过其他任何国家,对美国的认识仅相当于一个高中生的水平。总体上我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是有限的。我在北大上了一年的本科后,就读硕士研究生了。我的硕士生导师认为我的基础太差,不适合研究美国、苏联这样的大国,就建议我研究第三世界,在中东、东南亚和南亚中选一个作为研究方向。我选了东南亚,因为东南亚离我们近一点。

1982年,一个偶然的机会,北大派我去英国牛津大学做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。当年牛津大学没有研究东南亚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学者。经过半年的学习,牛津的导师认可了我的学术水平,就让我根据美国国务院解密的外交档案,研究上世纪40年代后期的中美关系,具体而言就是为什么美国要干预中国内战,是不是担心中国共产党上台后会倒向苏联?因为那时美国刚刚公布了一批相关的档案材料。我以这个问题写了一篇论文,导师很满意。回国以后,我把这篇论文改成了中文,作为我的硕士毕业论文,原来的东南亚研究方向就放弃了。后来,我留在北大国际政治系当老师,因为我去过英国,就被分到了研究西方国家的教研室。我就这样走上了美国研究的道路。

澎湃新闻:从最初的北大任教到进入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,再到返回北大,您经历了从高校到研究机构再回到高校的一个循环,这些经历对您研究美国问题、中美关系有何影响?

王缉思:80年代中期,我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访问学者,主要的研究方向是美国的东亚政策,回国以后就在北大开设了美国东亚政策的课程。后来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,我从北大调到了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,于是就专门从事美国研究了。因为美国是世界大国,影响力辐射全球,我以前看过的有关东南亚的书,对我了解美国对相关国家的政策也有一定的作用。

在社科院美国所,因为我专门研究美国问题,而且中美关系又是热门议题,所以我有机会参加和美国人的一些交流活动,还根据外交部以及其他一些部门的要求,参加一些政策咨询会议,这种机会在大学里是无法得到的,因为社科院是一个政府智库,不是一个教学机构。

后来,我从社科院调回北大,从一个科研单位调到一个教学单位,又是一次转变。我觉得这个转变也不容易。回到高校以后,不仅要从事科研工作,还要从事教学管理和学术管理工作,我就不可能只关注美国了。有一个好处就是扩大了视野,因为给学生上课时必须讲一些基础知识,非洲、拉丁美洲、俄罗斯等等都会涉及到,这就使我的眼界开阔了。

王缉思与萨缪尔・亨廷顿合影。

澎湃新闻:您长期担任中华美国学会的会长、荣誉会长,您如何看待40年来中国的美国问题研究、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?

王缉思:以前,不是我一个人对美国的了解有限,而是我们整个国家对美国都不大了解。从我开始研究美国问题到现在,是中国大发展的时期,也是中美关系大发展的时期,中美对彼此的认识都有了很大的提高。

但这里面也存在一定的问题。我虽然去过美国很多次,但主要还是去华盛顿、纽约这样的大城市,见的人也大多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。而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,他们到中国来也是见我这样的人,交流一些中美关系的问题。这就会导致我们对对方整个社会的了解非常肤浅。

我们现在的研究中存在很多功能性的领域,比如说贸易政策、投资环境、气候变化、生态环境、医疗卫生等等,每一个研究领域都离不开美国。但是如果只从一个领域去看,就容易失去对一个整体美国的理解。美国对中国的研究也是如此。美国有人研究中国的海军发展、网络安全、环境污染、产业政策、医疗卫生改革等等。过去美国老一辈的中国问题专家,他们看到更多的是宏观问题,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去接触微观问题。而现在,如果只研究宏观问题,在美国连博士学位都很难拿到。现在我们知道了彼此的很多细节,但是却缺少了对宏观问题的研究,这就可能产生“只见树木、不见森林”的问题。

对一个国家的认识要谨慎,要知道自己的认识是有限的,千万不要相信一些人所说的“告诉你一个真正的美国是什么样”,因为没有人知道真正的美国是什么样,我相信特朗普也不知道。对对方国家、自己国家以及整个世界的认识是无穷无尽的。这40年来,我们对美国、美国对中国的了解深入了很多,但这并不等于我们能够准确判断出美国未来的走向,美国当然也不能准确判断出中国走向何方。

纵横两大国:上下求索

澎湃新闻:您在从事美国问题研究的过程中,也广泛接触美国的对华决策人士,有媒体称您为“钻进白宫心脏的中国行者”,您对服务于美国对华决策的“中国通”们有着怎样的认识?

王缉思:我需要强调的是,在美国对于国内外事务的整体考量中,中国只是很小的一部分。不管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此前的奥巴马政府,主要的工作重点还是放在国内,外交只是政府工作中的一部分。中国在美国政策议程中的地位,并不如一些中国人所想象的那么高。最近十几年,中国的地位上升得很快,但对华政策仍然不能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部分。美国负责对华政策的相关人士,在美国的地位也比我们想像的要低。在美国国务院、国防部或者国安会的机构设置中,对华决策官员从属于东亚或者亚太方向。所以,他们更多的是了解中国与日本、韩国等国家的关系,对于中国与印度、非洲或者拉丁美洲的关系,也并不太了解。中国的影响力正在上升,但是美国的决策机制还没有发生变化,这就使得他们在思维上会存在漏洞,这是美国方面一个比较大的问题。

澎湃新闻:如何看待中美间的“二轨”外交?如何看待学术研究者和外交实践者之间的关系?

王缉思:现在,学者与外交官之间有很好的沟通,但是两者的角色定位不一样,所以他们关注的事情是不一样的。学者更关心的是事实是什么样、为什么是这样,如果还能据此推导出未来的发展趋势,就是一个很不错的学者了。外交官也关心事实和原因,但是他们更关心的是怎么办。作为一个学者,不能轻易否定任何事情发生的可能性,但是外交官的工作就是促进好事发生,避免坏事发生。比如,作为一个学者,你可以根据客观情况判断说中美关系正在恶化,正在走向对抗。作为外交官,你应该说中美对抗会损害两国利益,所以要增加互信合作,避免对抗。

有时,我也会被政府部门问到“怎么办”的问题。这时,我的身份定位就不仅是学者了,而是一个谋士。此时,不仅需要运用自己的学术知识,更重要的是知道国家需要什么、如何实现。在很多问题上,国家已经有既定的政策,或者说是国家的大战略、中国国情决定了我们应有的立场。我们不能因为要搞好中美关系,就牺牲中国核心利益或者整体的立场。比如说我们在意识形态、政治制度方面的立场,不可能因为要搞好中美关系就寻求改变。外交官非常清楚这方面的情况,学者和外交官有更多的沟通,就能知道外交官想要的是什么、他们会如何去获得。学者对于外交官也有启发作用,可以拓宽他们的思维,告诉他们一些事实背后的广阔背景和看待问题的不同视角。学者和外交官之间的互补很重要。